帝国嗜血——敦煌（沙州）的缘起！

在中国幅员辽阔的陆地版图上，称得上咽喉的要冲一共就只有两个，一个是东部地区的辽西走廊（关锦防线），另一个便是河西走廊。

辽西走廊位于辽宁锦州市山海关之间，东临辽东湾，西依松岭山，长约185公里，宽8～15公里。

这条细细的通道上，锦州、葫芦岛、兴城、绥中、山海关镇扼要冲，背山面海，历来为兵家征战必经之地。同时，辽西走廊还连接着华北的农耕文明和东北的渔猎文明、蒙古的游牧文明，一旦辽西不守，整个华北平原都将门户大开，再无宁日。

而河西走廊则夹在祁连山、合黎山、龙首山之间，从金城（兰州）出发，越黄土高原与河西平原的分界乌鞘岭。

自东南向西北，经凉州（武威）、甘州（张掖）、嘉峪关、肃州（酒泉）、瓜州和沙州（敦煌），越过玉门关和阳关，一直远出到新疆白龙堆的茫茫沙海，全长约1000公里，最宽处百余公里，窄处只有数公里之狭。

对于河西走廊的重要地位，季羡林曾做如此评价：“世界上历史悠久、地域广阔、自成体系、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：中国、印度、希腊、伊斯兰，再没有第五个；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，就是中国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区，再没有第二个了。”

季先生是从文化特征的角度，论述河西走廊和敦煌的重要意义，但从帝国拓展的层面上说，河西走廊这一狭长的区域，在充当文化与经贸输血管的同时，也把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，分成了一东一西两个部分。

如果中原帝国能够从河西走廊突出，控制西域的牧场，则北方边患孤掌难鸣，难成肘腋之患。北方问题西部解决，便是汉武帝“凿空西域，张帝国臂掖，断匈奴右臂”战略构想的发端。

一、敦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

敦煌（沙州）位于河西走廊西端，党河下游的一块绿洲上，南面是祁连山脉的三危山，北面是北山山脉，疏勒河横贯北境，西扼玉门关、阳关，东接瓜州、酒泉。

如果说河西走廊是中西交通的干线，敦煌则是连接中原与西域、中国与西亚乃至欧洲北非的咽喉。

作为走廊西部的门户，敦煌是东西方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的交汇地。因此，它才会成为各民族轮番上阵的大舞台，也才会给我们留下莫高窟这样的宝库。

公元前121年（汉武帝元朔六年）3月，镖骑将军霍去病率一万精骑出陇西，痛击匈奴右贤王部，6天连破匈奴五国，鏖战于皋兰山下，歼敌九千，杀匈奴卢候王、折兰王，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、都尉。从此，河西地区归入了汉朝版图。

汉武帝在河西设立武威、酒泉二郡，敦煌一带归酒泉郡管辖。前111年（武帝元鼎六年），又分割了武威、酒泉二郡的辖地，增设了张掖和敦煌二郡，这就是著名的“河西四郡”。

河西四郡的管辖范围，大致包括今甘肃武威、金昌、张掖、酒泉、嘉峪关以及内蒙阿拉善盟一带。

失去了河西走廊对匈奴来说损失惨重，他们悲歌道：

“失我焉支山，令我妇女无颜色。

失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。”——《匈奴歌》

“敦煌”一词，便是随着河西四郡第一次见诸史端，关于这个名词的由来，目前学界尚有争议。

在《汉书》中对敦煌的解读为：“敦，大也！煌，盛也！”但现代学者多认为“敦煌”的词源不是汉语，可能为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。

不管敦煌一词从何而来，其对汉朝的重要意义确实公认的，为了护佑敦煌郡下辖的敦煌、冥安、效谷、渊泉、广至、龙勒六县。武帝特意征发民众，将秦朝只修筑到甘肃临洮(今岷县)的长城，继续向西延伸，过令居(今兰州市附近)、酒泉直至玉门关，形成了一道自敦煌至辽东，长达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雄伟屏障。

汉朝对敦煌的经营，还表现在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屯垦。为改变河西地区人口稀少的现状，汉武帝实行了从内地往河西移民的措施。

到西汉末年，河西四郡已有六万一千余户，人口二十八万多。其中，敦煌郡就有一万七千余户，三万八千多人。

这些人常住户口，再加上三十万左右的戍卒，使河西与敦煌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，汉人成为敦煌的主体民族。

汉人的大量到来，也改变了敦煌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。敦煌归汉前，这里活动着的多是过着游牧生活的少数民族。

而汉代移民和戍卒的到来，屯田成了当地最主要的生产方式，敦煌与河西的社会生活方式也从游牧转变为以农耕为主。

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、后凉、南凉、西凉、北凉等政权。前凉张骏曾改敦煌之名为沙州，西凉则以敦煌为国都。

十六国时期，中原离乱，河西成为相对稳定的地区。中原硕儒逃奔河西避难，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，成为了河西的佛教中心、竺法护、宋云、法显、鸠摩罗什都在敦煌留下了足迹。

前秦建元二年（366年），乐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开石窟供佛，莫高窟从此诞生了。

二、唐朝在西域的拓展和沙州的建制

唐高祖武德二年（619年）平定了河西地区，循隋文帝旧制在敦煌置瓜州，并任命李世民为左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、甘等九州诸军事，凉州总管，可见对河西地区的重视。

但唐初河西地区并不稳定，两年后（621年）瓜州刺史贺拔行反唐、623年张护、李通谋反，等唐朝把这些反叛扑灭后，并将瓜州改沙州，管辖瓜、西沙、肃等三州，河西区才算略略稳定了下来。

随后，唐朝以沙州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：

贞观九年（635年），李靖、侯君集、李道宗西击吐谷浑，收归臣属；

贞观十三年（639年），侯君集征高昌，灭其国，置安西都护镇其地；

贞观十八年（644年），征服焉耆；

贞观二十二年（648年），克龟兹，并在安西都护府下设龟兹、于阗、焉耆、疏勒四镇，史称“安西四镇。”

随着唐朝向西不断拓展，以及安西四镇的设立，连接河西走廊和西域的沙州战略地位愈发重要。每次唐军进军西域，都以沙州做为军事物资供应基地，沙州的守军和百姓也经常随军出征。此外，驻守安西四镇的戍卒也主要是来自敦煌与河西的府兵。

为保证沙州的安全，唐初杨恭仁任凉州都督时，便在玉门设立了玉门军，而后又在沙州城内设立了豆卢军。

676年（唐高宗仪凤元年），还把西域南道上的石城镇(今若羌)和播仙镇(今且末)划归沙州管辖，并在河西走廊周边设赤水军、建康军、墨离军、大斗军和白亭军，以及悬泉、常乐、张掖、交城等守捉。

711年（唐睿宗景云二年），更是将黄河以西的地区，从陇右道中剥离，设置了河西道并单设了河西节度、支度、营田等使，负责河西的军事、财政与营田等方面的事务。

河西节度使是唐朝所设的第一个节度使，到玄宗天宝元年（742年）时，河西节度使辖兵七万三千人，居全国第三位，战马一万九千四百匹，占全国在役军马总数的四分之一。

但河西的兵强马壮是建立在唐朝繁荣昌盛基础上的，天宝十四年（755年），安史之乱爆发，唐朝的盛世被拦腰斩断。

为缓解东部的军事压力，河西、陇右、北庭、安西等地的西北军精锐大量驰援关中，西北边防骤然削弱。

吐蕃乘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，自唐肃宗至德元年(756年)至唐代宗广德元年(763年)，兰州（甘肃兰州）、廓州（青海化隆西南）、河州（甘肃东乡）、鄯州（青海乐都）、洮州（甘肃临潭）、岷州（甘肃岷县）、秦州（甘肃秦安）、成州（甘肃西和）、渭州（甘肃陇西）等数十州已经相继沦没，吐蕃牢牢控制了陇右地区，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。

从此后“路阻萧关雁信稀”，唐庭对安西四镇和沙州存亡不知，长达十八年。

781年（唐德宗建中二年），久无音讯的安西四镇，终于和大唐取得了联系。安西使者取回纥道，从河西走廊北侧，跨越大漠回到长安。

德宗君臣终于得知伊西（今新疆哈密、吐鲁番）、北庭节度使李元忠、安西四镇留后郭昕，在吐蕃占据河、陇后，仍旧率将士苦苦支撑着安西，这块大唐在西域最后的飞地。

安西使者还告诉德宗，吐蕃攻陷河陇后，兵围伊州，故伊州刺使袁光庭在绝境之下，困守孤城数年，最后粮竭兵尽，袁光庭见救兵无望，杀妻自焚而死。

但此时的唐朝，再也不是贞观、天宝时，那个健硕恢宏的唐朝了。也不是神皇二圣时，那个越挫越坚、屡败屡战的唐朝了。

现在的唐朝，内有藩镇割据政令不施，外则四夷窥视厉兵秣马。李适遥望关山阻隔的西域，君臣上下只有相对而叹。

使臣还带来了沙州最后的消息，但他讲到最后三代河西节度使前仆后继的坚持，以及沙州军民围城十一年的困守，德宗不觉潸然泪下。

文章来源:  今日头条